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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馬云支付寶事件始末

添加時間:2018-06-15 15:53
  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兼CEO馬云以保護國家金融安全之名,未經董事會授權,將阿里巴巴集團旗下子公司支付寶的所有權轉移到了自己控股的新公司。目前此次事件的余震已經波及到整個互聯網界,在海內外投資界引起了很大反響,隨即中國概念股在美國遭遇滑鐵盧,馬云迅速卷入輿論的漩渦。而公眾質疑的是,股權變更的背后,到底是對國家信息安全的擔憂,還是對契約精神的背離?
  
  作為近50年來第一個登上《福布斯》雜志封面的中國企業家,馬云是位素以誠信聞名的道德楷模,如今竟遭受到了生平最大的一次失信質疑。而作為中國互聯網界為數不多可以向世界炫耀的企業,阿里巴巴也陷入了嚴重的誠信危機。

馬云
  
  一夕之間,風云乍起,馬云站在了風口浪尖。他給自己開脫的理由是“遵守央行規定,維護國家金融信息安全”.
  
  該理由是否成立?國內輿論迅速分化為三個陣營,“倒馬派”、“中立派”和“挺馬派”,三派眾說紛紜,激辯進入白熱化階段,其中屬“倒馬派”呼聲最高,其代表人物當為著名媒體人胡舒立,她第一時間站了出來,發表社論《馬云為什么錯了》。胡指出,“契約與產權一道構成市場經濟的基石,踐踏契約原則就傷害了市場之本”,并立場鮮明地評價說馬云此舉“錯在違背了支撐市場經濟的契約原則”.而“挺馬派”的巨人集團董事長史玉柱卻贊許馬云為“愛國流氓”,稱“馬云在支付寶股權方面應該流氓點,逼美國雅虎和日本軟銀賣部分股權”.一時間各路人馬爭相加入,對馬云、支付寶和阿里巴巴“指手畫腳”.
  
  原本是一家合資企業的股權轉移事件,緣何演變成一起掀動整個互聯網界的“蝴蝶效應”?馬云和阿里巴巴到底怎么了?讓我們深入事情發展的整個階段,一探究竟。
  
  一、馬云支付寶事件始末。
  
  2011年6月22日,阿里巴巴集團、軟銀以及雅虎發布聯合聲明,支付寶轉移事件取得“實質性的、令人鼓舞的進展”,有望很快達成協議,三方在適當的時機之前,不會就進一步細節發表評論。這意味著,隨著馬云、孫正義和楊致遠三人的“噤聲”,持續一個多月的支付寶股權之爭暫時畫下了句號。但事件發生的整個過程仍然讓人唏噓不已,因其掀動整個互聯網界的“大手筆”,給事件本身平添了些許悲壯。
  
  5月11日,雅虎提交給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的文件顯示,阿里巴巴集團已經將在線支付公司支付寶的所有權轉讓給馬云控股的另一家新公司--浙江阿里巴巴電子商務公司,這家新公司與阿里巴巴沒有任何股權和資金上的關系,雅虎對此并不知情。
  
  根據工商資料,馬云股權轉讓的具體步驟如下:
  
  2009年6月1日,雙方進行了第一次轉讓,支付寶原股東、阿里巴巴集團全資子公司Alipay向浙江阿里巴巴轉讓了支付寶70%的股權,作價2 240萬美元(折合人民幣1.66億元)。支付寶由外商獨資變為中外合資企業。第一次轉讓完成之后不到一周,支付寶增資擴股,Alipay和浙江阿里巴巴對等增資,注冊資本增至5億元人民幣。
  
  2010年8月6日,雙方進行了第二次轉讓。Alipay將剩余30%的股權轉讓給浙江阿里巴巴,作價1.6498億元。交易完成后,浙江阿里巴巴共支付3.3億元,將市場估價約50億美元的支付寶收為全資子公司。
  
  5月16日,馬云在阿里巴巴股東大會上駁斥雅虎的說法,強調支付寶轉移絕對合法,目的是盡快獲得監管部門的牌照,阿里巴巴才重組支付寶,將支付寶變成馬云控股的內資公司;5月27日,楊致遠面對媒體,首次談到支付寶重組事件,表明雅虎立場“必須獲得賠償”;6月1日,有消息稱雅虎與阿里巴巴已就支付寶糾紛達成和解;次日傳出消息,軟銀拒絕參與支付寶股權轉讓補償談判,其意不明;6月9日,雅虎因支付寶所有權轉移遭到股東的集體訴訟。
  
  6月11日,著名媒體人胡舒立站出來評論此事,撰文《馬云為什么錯了》,劍指馬云私自轉移支付寶違背“契約精神”;6月13日,身在美國的馬云打破沉默,通過短信指責胡舒立并不了解真相,并強調支付寶所有權轉移事件并非僅僅利益之爭,倘若處置不好,可能會招來牢獄之災。6月14日,回國后的馬云迅即在杭州向蜂擁而至的全國媒體澄清事件真相,承認在董事會沒有同意的情況下,單方面終止了阿里巴巴集團對浙江阿里巴巴的“協議控制”,理由是遵守央行規定;6月15日,馬云回應支付寶股權轉移事件,稱其做了一個艱難“不完美”但“正確”的決定。然而,事與愿違,本著“解釋就是掩飾,掩飾就是事實”的原則,輿論激增,互聯網與創投圈內多名大佬抨擊馬云的做法將拖垮整個互聯網行業,甚至影響大陸金融開放局面。聲浪之中,擁有阿里巴巴董事會席位的當事方美國雅虎與日本軟銀,以及支付寶的主管部門央行,姿態卻晦暗不清。
  
  其實,美國雅虎和日本軟銀面對既成事實,只有兩種選擇:一是坐下來與馬云簽城下之盟,尋求補償;二是走法律程序,起訴馬云及阿里巴巴管理層惡意侵害股東權益,要求恢復原狀。現在,雅虎選擇的是第一條路,軟銀則拒絕表態也拒絕參加談判,仍留有后手。
  
  6月20日,軟銀孫正義終于發聲,稱預計很快就支付寶與阿里達成協議;6月22日,阿里軟銀雅虎三方發表聯合聲明,稱關于支付寶股權的談判已取得進展,有望盡早達成權益決議,詳細內容是:“我們的目標是在滿足所有股東利益的前提下,穩步達成協議。我們不會就進一步細節發表評論,直到時機適宜時為止。”
  
  至此,真相究竟如何,尚未水落石出。
  
  二、水煮“三國”.
  
  和馬云同為阿里巴巴集團的三大股東,“相濡以沫”這么多年,竟走到今天這個地步,讓人不勝唏噓的同時,不禁對其往事增添了幾分好奇。
  
  一飲一啄皆有定,多年前馬云引入軟銀和雅虎的因,已經注定了今日支付寶糾紛的果。阿里巴巴能有今天,雅虎和軟銀功不可沒。二者在馬云最需要的時候傾囊相助,可謂其生命中的貴人。
  
  12年前,杭州西部一個普通的居民小區里,包括馬云在內的十幾個人以你1萬我2萬的方式湊足了50萬,這即是后來的阿里巴巴發家的本錢。當時,員工只拿幾百元的工資,幾個人住在一間毛坯房里,每天吃6塊錢的盒飯,后來降到了4元,錢還是不夠用。馬云和他的阿里巴巴還是走到了發不出工資的地步。
  
  只有融資才是最好出路。但馬云有自己的底限,絕不交出公司的控制權,為此他拒絕了將近40家風投,直至蔡崇信的到來,蔡崇信拋棄了年薪近百萬美元的瑞典AB風險投資集團亞洲部總裁的職位,進來后憑借其關系融到了高盛500萬美元,阿里巴巴的股權也從此開始被稀釋。也就是在這次融資時,馬云提出了那句“投資者只是娘舅,客戶才是父母”的名言。在之后的多個場合,馬云均表達過相同的意思,“你要買我股份沒問題,但一定要我來掌控這家公司,否則的話我不需要你這樣的投資”,還有“永遠不能有任何人控股這家公司”.
  
  高盛似乎是阿里好運的開始,因為不久后馬云就遇到了軟銀集團董事長兼總裁孫正義,他在2000年向阿里巴巴注資2 000萬美元,2004年更是由其主導再次向阿里巴巴注資8 200萬美元,獲取了阿里巴巴20%的股份。正是這2 000萬美元救了阿里巴巴,幫馬云度過了互聯網寒冬。2000年底,互聯網泡沫破裂,業內一片哀號,但馬云卻手握2 500萬美元在四處擴張。最重要的不是這筆資金讓阿里巴巴在寒冬中依然能嘗試走出去,而是讓馬云創立的B2B信息免費共享模式始終屹立不倒。
  
  后來這一模式也成為淘寶創立的復制樣本。
  
  2003年,一場SARS疫情撲面而來,企業間正常貿易和人們的日常消費活動陷入困境,馬云和孫正義都感覺到互聯網格局將迎來一場變革。同年,淘寶網和支付寶誕生。
  
  2004年,馬云與孫正義會師東京,回國時拿到了孫正義8 200萬美元的融資。此時,馬云及其創業團隊仍然是阿里巴巴的第一大股東,占47%股份,軟銀約占30%.
  
  回來后馬云馬上宣布投入1億元打造淘寶網。但這次,阿里巴巴遇到了對手,國際C2C巨頭eBay網。而淘寶網再次使用B2B業務模式,推行免費政策。兩年的燒錢大戰后仍不見勝負,阿里巴巴宣布投入10億元人民幣,再免費三年,并號召eBay取消收費。四年后,淘寶大獲全勝。eBay敗走中國,雅虎功不可沒。
  
  孫正義在2008年時曾這樣說,“淘寶的成功將帶動支付寶的成功,而支付寶單獨上市的時候力量比B2B還大。”看好阿里巴巴的孫正義,不僅自己不斷追加投資,還在2005年為馬云帶來了另一個巨人,雅虎。這一年8月,雅虎以10億美元現金外加雅虎中國業務為嫁衣,換取了阿里巴巴約40%的股份,成為阿里巴巴最大的股東。
  
  當時恰逢阿里巴巴與eBay激戰,急需大量資金注入,而一向“只需自己投資”的孫正義也遇到了資金困難。雅虎雪中送炭般拿著10億美元進駐阿里巴巴,獲得39%的股權,成為名義上第一大股東。馬云及管理團隊第一次在股權數字上失去對阿里巴巴的控制。
  
  美國雅虎和日本軟銀共持阿里巴巴集團70%的股份,是該集團兩大主要股東。馬云雖然是小股東,卻是阿里巴巴集團的創始人,也是管理控制者,更是“支付寶”取得商業成功的掌舵人。有這樣的前提,馬云才得以在兩大股東毫不知情的情況下暗度陳倉,對“支付寶”的股份進行秘密轉移。這一招在外人看來“挺不地道”.支付寶股權轉移的消息公布的5月11日,雅虎股價還應聲下跌了7.3%,5月12日又下跌6.23%.所以楊致遠的憤怒是情有可原的,那么他和孫正義將會如何對待馬云?
  
  6月24日,馬云在日本與軟銀孫正義相互擁抱,惺惺相惜;而此前5天,馬云在美國與雅虎楊致遠共享餐宴,談笑風生。可是,事情演變到今天這個地步,支付寶轉讓事件的三方主角真的會如此一笑泯恩仇嗎?如果支付寶真的就這樣悄悄溜走了,大股東雅虎、三股東軟銀是否要擔心某日,淘寶也會上演“金蟬脫殼”的故事?
  
  三、三大陣營。
  
  5月11日雅虎將支付寶股權轉移事件披露之后,網上立刻一片炸開了鍋,從開始一邊倒地指責馬云逐漸分化為三個陣營--“倒馬派”、“中立派”和“挺馬派”.其中“倒馬派”呼聲最高,最開始幾乎是一邊倒地指責馬云,讓這個素以“誠信”
  
  聞名的道德楷模一時間淪為缺乏誠信道德的不義之徒。中立派則拋開馬云和雅虎軟銀之間的個人恩怨,繞開支付寶股權轉移的個案,單從互聯網本身生長環境和支付牌照的審核發放上面就事論事。而“挺馬派”則旗幟鮮明地站到馬云身后,理解并體諒馬云的“不得已而為之”.
  
  挺馬派。
  
  “挺馬派”的巨人集團董事長史玉柱贊許馬云為“愛國流氓”,稱“馬云在支付寶股權方面應該流氓點,逼美國雅虎和日本軟銀賣部分股權”.而云鋒基金創始人虞鋒和人人公司董事長兼CEO陳一舟則呼吁公眾繼續相信馬云,相信阿里巴巴,相信他們會處理好此事并給大家一個交代。
  
  因為挺身而出為馬云說話,商界傳奇人物史玉柱的社會責任感一并遭受詬病。他通過微博表示:恭喜支付寶回歸中國。阿里巴巴集團年流水達2萬億元后,集團控股權如果仍在美國人和日本人手里,就涉及中國國家安全問題了。現在就該逼美國雅虎和日本軟銀向中國政府和企業賣部分股權,如果不賣,就該流氓點,所有新增業務不再放入雅虎和軟銀控股的集團公司,建議馬云做個愛國流氓。
  
  “愛國流氓”一詞使輿論震驚。
  
  但史玉柱不以為然,繼續發表高見,表示支付寶涉及國家金融安全,法規不許外資持有,外資股東卻明顯繞開中國法規,馬云遵守契約精神提出依法轉回國內獲得牌照,給外資股東合理補償。他諷刺那些讓馬云遵守契約精神者為“賣國磚家”,指責他們“先制造3.3億的支付寶超低補償謊言,再批判馬云侵占外資神圣利益,上升到道德層面,幫外國逼馬云交百億天價補償”.
  
  也許意識到之前的言辭有點過分,史玉柱后又發微博補充道,像支付寶這樣涉及到國家安全的企業不應該掌握在外國人手里,但他認為企業做大靠的是德,阿里巴巴的契約精神根本不必擔心。他還特別以華為在美受阻為例說明部分關鍵企業就應該掌控在國人手里。
  
  代表人物:虞鋒,云鋒基金創始人、主席,聚眾傳媒創始人代表觀點:為什么不愿給阿里管理團隊一些時間,等談完調查清楚再評論呢?
  
  一開始沒有發聲的虞鋒,在胡舒立發表倒馬社論之后,立馬站出來為好友辯白。虞鋒曾和馬云宣布成立“云鋒基金”,聯手國內10多位行業巨頭投資互聯網、文化和新能源等產業,打造中國版的“索羅斯”.從這點上講,兩個人私交不錯,所以他支持馬云倒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虞鋒利用反證法為馬云辯解,他首先闡明觀點,“面對幾億人的金融數據做實質外資控制,違背國家要求的做法,馬云不敢”.然后陳列假設支付寶沒有進行股權轉移可能導致的后果:要么支付寶沒牌照不能再運營;要么先混到牌照,等有一天國家和全民發現一個涉及幾億人的金融數據、消費習慣、企業信息乃至相關CPl和PPI等一系列事關國家經濟、民生的基礎數據庫實乃外資控制時,人必須撤回。接著他反問:面臨申請牌照的最后期限,馬云是應該用VIE實質外資混過再說?還是先遵守國家規定,商業條件隨后再談?或者談不成就不申請關門算了?
  
  最后,關于3.3億元轉讓價格低的輿論,他斥責這就是個“偽命題”,稱“3億的注冊資本與公司價值完全是兩碼事”.
  
  同阿里巴巴一樣,人人公司的投資方之一也是日本軟銀。陳一舟在與媒體交流人人公司上市問題時,順帶談到支付寶事件及由此延伸出的“契約精神”問題,言語間遂表明立場,相信馬云會處理好此事。
  
  對于近日中國概念股寒流不斷的現象,陳一舟認為多數協議控制(VIE)的公司股價受到影響與支付寶股權轉移風波有很大關系。市場也在觀望這個事情的處理結果,從而決定是否買入。因此,他認為只要支付寶這件事情能夠很好解決,會有效緩解中國概念股的寒潮。
  
  同時陳一舟表示憑自己對馬云個人的了解,相信這件事能夠得到很好的處理。“畢竟是做大事的人,馬云也不會無緣無故地做,他也有他的原因”,他如此表述。不過對于后來討論頗多的“契約精神”,陳一舟認為契約精神仍然是市場經濟中最重要的規則,必須堅守。但在這件事情上馬云是否如部分評論所說有違契約精神,陳一舟則認為,因為事情復雜,也無法很客觀地評價。
  
  中立派。
  
  所謂中立派,不是對支付寶股權轉移的做法表示中立,而是繞開馬云,換個視角,將焦點對準事件中的其他主角。如王石川從“胡馬之爭”出發,關注互聯網發展需要的商業倫理和契約精神;胡延平堅持“支付寶必須分離出去”,并指責雅虎美國在“火中取栗”;吳鷹則從“馬云無理由為投資人冒風險”著手,意指軟銀作為投資人已經從阿里這里賺足了錢,到了該回饋團隊的時候,要懂得適可而止。
  
  代表人物:王石川,媒體評論員代表觀點:野蠻生長的互聯網確實更需要堅守商業倫理和契約精神。
  
  看完胡舒立和馬云短信激辯“契約精神”之后,王石川在《每日經濟新聞》上撰文《“胡馬”激辯契約精神 企業學點啥?》,稱“胡馬之爭”的兩位主角之間存在著最大公約數,其中一項就是,都信仰和捍衛契約精神。胡舒立不能容忍“國內外深受尊重、被視為中國企業家標桿人物的馬云”不具備契約精神,也不能容忍“中國引以為豪的成功企業阿里巴巴”具有“負示范作用”,“可能直接影響海外投資者對中國公司的信任,形成大范圍的‘支付寶折扣’”.馬云則堅稱,“假如沒有契約精神我們能走到今天?”他承認“‘胡馬之爭’的由頭是支付寶之爭;而支付寶之爭,則是一面多棱鏡,既映射出了馬云及其團隊、雅虎、軟銀這三者之間的利益博弈,也照射出了央行在第三方支付牌照上雖明確卻曖昧的立場”.
  
  最后他挑明,“‘胡馬之爭’并非只是單純的口舌之爭,實際上包含了太多的時代命題,野蠻生長的互聯網確實更需要堅守商業倫理、契約精神,確實更需要開誠布公、坦誠交流,也確實更需要遵循法律和基本的游戲規則。”
  
  代表人物:胡延平,DCCI互聯網數據中心創始人、總經理;IT產業知名研究分析人士代表觀點:拿不到支付牌照,對阿里集團、雅虎和馬云來說都別無任何選擇。
  
  胡延平從支付寶公司的長期發展和中國第三方支付牌照的現狀出發,發表文章《支付寶必須分拆出去 雅虎別無選擇》,稱“支付寶必須分拆出去,股權必須轉變,必須成為內資公司,否則越不過政策紅線,拿不到支付牌照,對阿里集團、雅虎、馬云來說都別無任何選擇,雅虎愿意也罷,不愿意也罷,都必須走出這一步。”
  
  同時指責雅虎美國在“火中取栗”,它之前不可能不知道支付寶股權轉讓這件事,更不可能不知道支付寶如果不從阿里巴巴分拆出去就只有被政策部門關閉這一條路可走,在這種情況下雅虎美國還發出這么一個不顧大局、故作不知的聲明,目的只有一個,“向阿里集團、馬云施壓,在股權轉移過程中能夠博取最大利益”.
  
  代表人物:吳鷹,中澤嘉盟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UT斯達康公司創始人、前副董事長、執行副總裁代表觀點:支付寶所有權轉移的事事非非,是外方股東要多拿利益導致的。
  
  從某種意義上說,吳鷹也并不算是徹底的中立派,他還是偏向于馬云。吳鷹認為孫正義投資馬云較早,對阿里巴巴確實有不小幫助,但回報已經巨大,在軟銀系的投資中,純利已拿回3億美元(五倍左右回報),仍持有阿里集團30%多的股份,至少值150億美元。馬云及管理團隊才持股35%左右。過去10年,投資者獎勵團隊少,現在是在依法辦事,應該。他表示,投資人如果賺了大錢,但不關心團隊,團隊為什么要冒違法的風險來讓投資人獲得更大利益?吳鷹對支付寶的看法在另一個側面揭示了投資方與創業團隊之間的復雜關系。這恐怕也是支付寶一事引發外界如此關注的原因之一。
  
  倒馬派。
  
  代表人物:胡舒立,財新傳媒總發行人兼總編輯、《新世紀》周刊總編輯、《中國改革》雜志執行總編輯,中山大學傳播與設計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代表觀點:馬云嚴重違反了股東之間的契約,也違反了股東與管理層之間的契約。
  
  最先站出來的是著名媒體人胡舒立,她于6月11日發表社論《馬云為什么錯了》。胡指出,“契約與產權一道構成市場經濟的基石,踐踏契約原則就傷害了市場之本。”并立場鮮明地指責馬云此舉“錯在違背了支撐市場經濟的契約原則”.
  
  但胡就事論事,并沒有將馬云說成毫無誠信可言的小人,而將筆鋒轉到央行政策層面上去:“當然不能把此次馬云之過,簡單歸咎于個人品性。考其人生軌跡,馬云屬于信譽良好的企業家,而此次在‘支付寶事件’中跌破底線,直接外因正在于央行第三方支付政策的遲疑、含混與欠開放。”央行從2005年即就第三方支付政策出臺文件征求意見,直至2010年6月方始有正式辦法出臺,且稱在外資企業準入問題上“另行規定,由國務院批準”.其實,中國有條件也有必要在第三方支付服務上打開對外開放之門,欲開還閉的“內外有別”政策既繁瑣又沒有必要。馬云出“支付寶轉讓”之下策,正與政策推力有關,使人不能不深以為憾。
  
  代表人物:葉檀,知名財經評論家、財經專欄作家代表觀點:用陰謀論的邏輯來為失信者辯護,這是中國市場經濟發展的大忌。
  
  葉檀的觀點鮮明而犀利,直接點明“失信愛國不可取”,痛斥“以民族主義為大旗,用陰謀論的邏輯來為造假者、失信者辯護”
  
  的行為。
  
  葉檀認為,對于雅虎與軟銀這兩家外方股東而言,他們希望以協議控制方式支持支付寶獲得牌照而不喪失控股權,對于阿里巴巴管理層而言,最好的辦法莫過于一勞永逸地解決股權糾紛,寧可在日后以長期分紅權補償兩家外方股東,也不愿意重要資產被外方控制。因此,以法律為借口,避開協議控制的常規,就是必然的選擇。即便如此,她還是認為馬云出賣了市場經濟中最重要的誠信與契約規則,并稱“如果允許所有的人在民族主義的大旗下撕毀規則,未來企業家將成為煽動者,在愛國、民族等等名詞下,掩蓋自己的失信與決策的失誤,誠信體制將失去最后的堡壘”.漢理資本董事長錢學鋒也通過微博發表看法:
  
  “阿里事件”和“中概股”使中國企業誠信,降到冰點!
  
  代表人物:謝文,知名IT評論人,前雅虎中國總經理代表觀點:一個股東自己把資產拿走,這是違背公司法和現代企業制度的行為。
  
  拋開契約精神、陰謀論等道德因素,謝文從制度方面著手,警告馬云“不可違背現代企業制度”.他利用微博渠道表明自己觀點:核心問題在于:不管什么理由,一個股東可以罔顧其他股東的立場和利益,自己把資產拿走,這是違背中國和國際公司法以及現代企業制度。
  
  四、協議控制。
  
  馬云做的“艱難而不完美的正確決定”,贏得了支付寶,卻幾乎“得罪”了整個互聯網業。當馬云以遵守央行規定、保護國家金融安全的姿態,對抗輿論對其“違背契約精神”的質疑時,另一個潘多拉魔盒被他打開--“協議控制”,即VIE,互聯網產業最敏感的神經被觸動。作為在中國被默許10余年,幾乎控制所有大型互聯網企業的“潛規則”,馬云“攪局”帶來的可能后果,恐怕是整個產業的無法承受之重。
  
  提起“協議控制”,繞不開首創于11年前在美國納斯達克上市的首只中國互聯網股--新浪。根據當時規定,任何外資企業不得在中國境內經營互聯網內容服務和申請ICP(互聯網內容提供商)牌照。由于新浪的注冊地并非中國,股東也大都是海外的風險投資基金,因此,獲得中國政府的審批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為了讓新浪在不違反中國相關政策法律的前提下在海外上市,眾多行業精英專門設計了復雜的重組結構,歷時7個多月“琢磨”出一種既符合政策要求,又能滿足股東需求的方式:協議控制。
  
  具體做法是,由新浪成立一家中資公司來申請ICP執照,國際投資者通過獨家服務合作等一系列協議與其連接,達到實際控股的效果。這種方式得到了當時信息產業部的默許,使新浪趕在互聯網泡沫破滅前成功登陸納斯達克。
  
  新浪之后,協議控制漸成中國互聯網企業融資、乃至上市的普遍方式。這也是馬云揭開VIE蓋頭后,成為互聯網產業眾矢之的根源。
  
  “我覺得受影響最大的還是那些打算上市的互聯網企業,這不僅僅是第三方支付行業的事,現在上市比以前要困難”,上海一家已經獲牌第三方支付企業人士稱。這位人士透露,VIE模式一直是國內互聯網企業去海外上市的標準動作,如今這套標準動作存在違規之嫌,那么國內企業海外上市只能重新尋找出路。葉檀早先也表示,中國概念股的誠信危機與馬云的“守法論”堵住了大門,試圖走VIE之路到境外上市的中國互聯網公司不得不另辟蹊徑,他們必須承受公司組織架構轉變與估值中樞下降的雙重打擊。
  
  所以對于馬云的言論,很多未上市企業的人士感到不滿。京東商城劉強東表示,“就我知道的國內所有拿到融資的互聯網企業,包括上市和未上市的,全部是VIE結構!
  
  包括京東商城!”
  
  投資人更是群情涌動,著名天使投資人薛蠻子在微博中表示,“還有無數正在海外上市過程中的干脆上不了了!招惹誰了?迅雷已經停止IPO,下一個有土豆等數家公司進退維谷。阿里你想便宜回購股份你自己去和雅虎、孫正義殺價,別扯上VIE啊!”
  
  中國概念股在美國慘遭滑鐵盧。互聯網資深評論員謝文說道:
  
  協議控制“聽說現在華爾街投行、資本界的人見了中國要來IPO的公司,第一個問題就是你會不會做假賬;第二個問題,你會不會不經過我同意把資產轉移。它就變成了一個我們中國走出去的大戰略、全球化的大戰略、國際接軌現代化大戰略等都面臨的巨大障礙。”
  
  支付寶的股權問題只是小事,業界現在更為關注的是VIE模式會不會被打破,還是保持原樣。
  
  新華社日前發文稱,協議控制有其作用,后遺癥也顯而易見,在實際運轉過程中更是存在法律和監管空白,由此帶來一系列不確定性和風險隱患,更為尷尬的是,協議控制的存在讓中國的外資產業準入政策某種程度上成了一紙空文。新華社文章中表示,要讓協議控制從潛規則回歸顯規則,需要資本運作在陽光下運行,需要監管部門的政策更為清晰、透明,還需要加快制定相關的法律法規。
  
  縱使輿論吵翻了天,央行態度卻仍不明朗。到目前為止,央行一直未就協議控制一事作出明確表態。
  
  媒體曾轉述一位央行總行官員的話稱,支付寶轉讓事發后,央行才開始研究VIE問題,但目前還沒有制定出如何處理這類情況的辦法。“央行不可能主動要求企業清理協議控制。更可能的情況是,企業主動向央行有關人員問詢,協議控制行不行。”央行人士說道。這似乎表示,對于VIE這一存在多年的現象,央行不會動真格去改變現狀。
  
  不管央行政策如何,不管對待支付寶事件的態度如何,各界人士皆摒棄前嫌力挺VIE.是是非非,公眾都在等一個說法,希望水落石出的那一天早日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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